明确司法标准能否刹住帮信犯罪？

xinwen.mobi · 发表于 2025-8-4 09:27:41

明确司法标准对遏制帮信犯罪具有关键作用，但仅靠标准本身难以完全刹住犯罪，需结合多维度治理措施。以下从司法标准的作用、实践成效、挑战及综合治理路径展开分析：一、司法标准的明确性与针对性1. 统一法律适用 2025年7月“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统性整合了涉“两卡”（电话卡、银行卡）帮信犯罪的办案规则，明确了主观明知认定、“情节严重”量化标准（如电话卡20张以上、银行账户3个以上）及与关联犯罪的区分规则。此前，司法实践中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例如“明知”的认定可能因地区差异导致同案不同判。《意见》通过列举具体情形（如非法提供批量电话卡插入设备、因异常情形被限制服务后仍实施行为等），为司法机关提供了更清晰的判断依据，减少了自由裁量空间。2. 严密刑事法网针对涉“两卡”犯罪的高发态势，《意见》调整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例如，将原规定的“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电话卡20张以上”调整为“不再区分他人、本人，只要达到20张即认定情节严重”，并明确出售本人3个以上银行账户且流水达标即构成犯罪。这一调整回应了犯罪手段的变化，尤其是职业开卡人、养卡人通过“自产自销”规避法律的行为，有效压缩了犯罪空间。3. 宽严相济的政策导向《意见》强调对组织化、职业化、跨境化的帮信犯罪从严惩处，例如利用“深度合成”等AI技术实施犯罪、为跨境诈骗团伙提供技术支持的行为被列为从重情形。同时，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特定群体及犯罪链条末端人员依法从宽处理，体现了刑罚的教育和矫正功能。这种差异化的处理方式既强化了威慑力，又避免了过度打击。二、实践成效与数据支撑1. 案件数量高位回落 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帮信犯罪案件超10万件，2024年及2025年上半年同比大幅下降，但仍处于高位。这表明司法标准的明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增长，但犯罪基数依然庞大，需持续发力。例如，福建省晋江市通过严惩有组织的“账号解封”行为，斩断了为电信诈骗“输血供能”的产业链，涉案金额达1350余万元。2. 精准打击新型犯罪司法标准的细化使得对技术型帮信犯罪的打击更具针对性。例如，四川省成都市破获的GOIP设备案件中，被告人通过架设远程拨号设备为跨境诈骗提供通讯支持，法院依据《意见》明确的“技术支持”认定规则，以帮信罪判处主犯有期徒刑十一个月。此外，针对虚拟币洗钱、流量劫持等新型手段，司法机关通过技术手段与法律标准结合，成功追踪资金流向并固定证据。3. 综合治理初见成效多地通过“司法+行业”协作机制提升治理效能。例如，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检察院建立“帮信罪治理类案监督模型”，利用大数据识别异常交易，向监管部门发出预警提示，推动金融机构加强账户管理。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通过职业禁止令，禁止涉案通讯运营商工作人员五年内从事相关职业，从源头防范“内鬼”作案。三、现存挑战与争议1. 主观明知认定难题尽管《意见》列举了七种“明知”推定情形，但实践中低龄、低学历被告人常以“不知”“被蒙骗”辩解。例如，部分在校学生因法律意识淡薄，在未核实用途的情况下出售银行卡，司法机关需结合交易价格、异常操作（如频繁更换设备登录）等综合判断。此外，跨境犯罪中“概括故意”的证明难度较大，需依赖电子数据的深度分析。2. 关联犯罪区分复杂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隐罪）的界限仍存争议。例如，行为人出售银行卡后又协助转账，可能同时构成帮信罪与掩隐罪。《意见》以“行为发生在犯罪既遂前/后”为区分标准，但实践中资金流转的时间节点难以精确界定。此外，帮信罪与诈骗罪共犯的区分需结合“意思联络紧密程度”“利益分配关联”等因素，对证据链要求较高。3. 跨境协作与技术防控短板跨境帮信犯罪依赖国际司法协作，但证据调取、嫌疑人引渡等程序耗时较长。例如，中缅联合破获的特大电诈案中，因缅北地区局势复杂，部分证据需通过外交渠道获取，影响了打击效率。此外，犯罪手段迭代迅速（如AI换脸、虚拟货币洗钱），现有技术防控体系（如银行账户监测、通讯实名制）仍需升级。四、综合治理路径：司法标准与社会治理并重1. 强化源头防控行业监管：金融机构需加强账户分类分级管理，对异常交易实施“二次实人认证”；电信运营商应严格落实电话卡实名制，清理“养卡囤号”行为。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的“一证通查”服务，可查询个人名下电话卡数量，有效遏制非法办卡。技术赋能：利用AI和大数据构建风险预警模型，识别批量开卡、异常资金流动等行为。例如，检察机关开发的“非羁码”系统，实现了对非羁押嫌疑人的远程监管。2. 深化国际协作加强与东南亚、欧洲等犯罪高发地区的司法合作，建立跨境证据互认、联合执法机制。例如，中泰警方联动破获的跨境非法赌场案中，通过同步收网抓获53名嫌疑人，追缴赃款1.3亿元。此外，推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监管协作，可有效阻断洗钱通道。3. 公众教育与普法宣传针对“三低一高”（低龄、低学历、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群体开展精准普法。例如，湖南省通过“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案例讲解、模拟庭审等形式提升学生风险意识。同时，利用短视频、社区宣传等渠道揭露“兼职跑分”“高薪聘卡”等骗局，减少信息不对称。4. 完善配套制度前科消灭与信用惩戒：对情节轻微的帮信罪被告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3年内无再犯的，可申请前科消灭；同时，将涉案人员纳入征信黑名单，限制其金融、通讯等业务办理。行刑衔接：对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及时移交行政机关处罚。例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对帮信罪不起诉人员实施行政处罚，避免“以刑代罚”或“有罪不罚”。结论明确司法标准是遏制帮信犯罪的关键一步，其通过统一法律适用、严密刑事法网、强化政策导向，显著提升了打击的精准性和威慑力。然而，犯罪的职业化、跨境化、技术化特征决定了治理需多管齐下：既要依托司法标准的刚性约束，也要通过行业监管、技术防控、公众教育等柔性治理形成合力。未来，需进一步细化主观明知认定规则、完善跨境协作机制，并通过社会综合治理压缩犯罪生存空间，方能实现从“打击”到“治理”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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